趙清漪苦笑道：“早年哲學家羅素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都來過我國，評價我國國民：貧窮、懦弱、缺乏同情心或者勤勞、骯髒、遲鈍。我覺得貧窮既是原因，也是結果。窮得吃不飽飯當然無精打采和懦弱。貧窮到沒有希望，當然缺乏同情心。最可悲的是勤勞還貧窮，為什麼呢？因為民權沒有得到保障，民權沒有保障，民生也是空的。我們也會發展有覺悟的農民、工人為黨員，希望他們所代表的種花最廣大的族群的民權可以得到我們黨內的支持，他們中的黨員可以帶動他們身邊的人去實現民權，從而解決民生。”
小孫先生忽然問：“難道興民黨和大同會一樣，想要土改嗎？”
趙清漪一聽他這種試探的敏感問題，微笑道：“土改不是大同會提出來的，而是令尊孫先生提出來的。驅除韃虜、恢復種花、建創民國、平均地權。可見孫先生早在幾十年前就認識到這個問題。但是激進的土改是有問題的，畢竟也有很大部分的小地主的地產是靠著勤勞積累下來的，而也有部分的無地者是懶惰揮霍掉了，這個是要辨別的。如果我勤勞苦幹二十年，積累了五十畝的土地，幾個潑皮懶漢把他們父母的揮霍掉後二話不說要來分我的地產，那我絕對是反對的。”
幾大民主黨派像是鬆了一口氣，他們現在響應大同會的聯合抗日，卻是不能接受激進土改的。
伍先生當然發現幾個民主黨派的態度，這樣說來大同會反而會被他們孤立。
但伍先生偏偏覺得這個女黨魁並不排斥大同會，對他也格外禮遇。
伍先生道：“其實我們大同會早在1926年也是提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倡議，只不過後來被清黨才改了政策。這個問題，我們大同會不是沒有想過。”
大家面色才緩合了。
趙清漪道：“黨派之爭，我覺得求同存異才是上策，任何單一的思想我覺得都有自掘墳墓之險。就像當年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發展到了明清，儒家其害不淺，所以才有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假設當初法家、墨家、兵家、縱橫家、陰陽家、雜家等等全都發展良好，百花齊放，別說現在的西方列強了，也許就沒有西晉後的五胡亂華，沒有崖山亡國之恨，也沒有我漢人為奴三百年、落後這三百年。如果黨同伐異殺盡國人中的異黨能人，那殺得盡西方列強和日本侵略者嗎？一黨之孤家寡人怕是就會和明清腐朽的儒家一樣了，列強欺來怕是要打不過，難道要學西太后寧與友邦、不與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