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穿条纹睡衣的人挤上了火车，开始动手枪我们的行李，将东西往车下扔。我当时想，这些疯子是些什么人，我们就带了这点可怜的东西，还要来抢?他们就像是疯人院里出来的，剃光了头，皮包骨的脸，满嘴的牙齿都烂了。我父亲转身对党卫军说：“看哪，这些人在拿我们的东西。制止他们!”那个党卫军漠然地回答说，这不是要偷我们的东西，只是为了送去整理。一旦我们的宿舍分配好了，行李会跟着送来。我父亲还向那党卫军道了谢。
他们用棍棒和鞭子把我们分隔开，男归男，女归女，又要求我们五人一队排列整齐。我当时还不知道，在今后的两年里，我都必须这样，走在五人一列的队伍里。我想法子让自己排在了母亲身边，我想要拉住她的手。一名党卫军挥棒打在我胳膊上，把我们隔开了。我听见了音乐，某个室内乐队正在演奏舒伯特。
队列的尽头是一张桌子和几名党卫军军官。其中一人尤为显眼。他有一头黑发，皮肤是雪花石膏的颜色。他的面孔生得英俊，还带着悦人的微笑。他的制服熨烫得很平整，马靴在月台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戴着手套，洁白无瑕。他用口哨吹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至今，我还不由自主地听见这声音。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门格勒，是奥斯威辛的首席医生。谁能够做工，谁应该立即进毒气室，都是由门格勒决定的。右边的生，左边的死。
我父亲走了过去。门格勒吹着口哨，瞥了他一眼，随即和气地说道：“请到左边去。”
“他们保证我可以去全家人在一起的营区，”我父亲说，“我妻子可以和我在一起么?”
“这是你的愿望吗?”
“是啊，当然是。”
“哪一位是你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