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上，他们会收看电视里的德语新闻。邻国奥地利的大选吸引了德国观众的注意。梅茨勒遥遥领先，每到一站，他的拥护者人数都在增加，就如同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看这样子，奥地利就要做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从极右翼阵营里选出一位总理。然而古怪的是，在慕尼黑的保密公寓里，加百列和他的团队却在庆幸着梅茨勒的冉冉升起，因为要是没了梅茨勒，他们通往拉德克的大门就会闭合。
按照惯例，新闻结束不久，他们就会接到来自扫罗王大道的勒夫的问候：他会逼着加百列回答一些无聊的查问，看看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大事。这段时间沙姆龙会很放松，因为他不需要接受任何行动指令。加百列会把电话紧贴着耳朵，来回踱着步，耐心地回答勒夫的每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如果灯光合适，沙姆龙能看到加百列母亲的影子，就在他的身边一道踱着步。虽然没有人这么说，但她，其实是这个团队里的一员。
每天一次，通常是在下午时分，加百列和沙姆龙会溜出保密公寓，到英格兰花园去散步。艾希曼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头顶。加百列认为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存在。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来了。那天晚上，在维也纳，麦克斯·克莱恩对加百列讲了那位党卫军军官的故事：此人在奥斯威辛亲手谋杀了数十名囚徒，如今却每天都坐在中央咖啡馆里，享受着午后的咖啡。直到此刻，沙姆龙仍然极力避免提到艾希曼的名字。
抓捕艾希曼的故事，加百列以前听过许多次。不错，1972年9月，沙姆龙就使用这个故事刺激了加百列，使他加入了“天谴”的行动团队。在英格兰花园的林荫步道上，沙姆龙所讲述的版本更为详细，胜过了加百列此前听到的所有版本。加百列懂得，他说的这些并不是一个老头儿絮絮叨叨地回顾自己昨日的荣耀。沙姆龙从来不会吹嘘自己的成就，出版商也绝对没机会出版他的回忆录。加百列知道，他告诉自己艾希曼的事情，是有理由的。我走过的路，是你也会走过的。沙姆龙这样说，不过会换个时间，换个地点，由另一个人陪伴;但这个历程你应该知道。有几次，加百列感觉自己仿佛在陪着历史老人走路。
“等待逃离的飞机，那是最困难的阶段。我们带着这个阶下囚困守在保密公寓里。有些成员无法忍受这样看守他，我只好一夜又一夜守在他的房间里，看着他。他被锁在一张铁床上，穿着睡衣，戴着遮光眼镜。我们是严格禁止同他交谈的。允许同他讲话的，唯有审讯员。我没法遵守这些命令。你想想看，我必须知道，这个连见了血都恶心的男人，如何就屠杀了我们六百万的人民?他又是怎么杀了我的父母、我的两个姐姐?我问他为何要那么做，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因为那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加百列——似乎他只是一个银行职员或是火车上的列车员。”
后来，站在拱桥的栏杆前，他们俯瞰着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