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教育事业。”赫尔克里·波洛说，“这种说法我是听学术界的权威人士说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重视教育。”
“教育也不是万应灵药，比方说对于一个家庭破裂的孩子来说。”
“您觉得对他们应该有别的处罚措施而不是蹲大牢？”
“采取恰当的补救措施。”罗伊纳·德雷克坚定地说。
“这样就能‘用母猪的耳朵做出丝质钱袋’来？您不相信这个格言‘每个人的命运都牢牢地系在自己的脖子上’？”
德雷克夫人显得大惑不解，又有点不悦。
“是一句伊斯兰格言，”波洛说。
德雷克夫人似乎并没有在意。
她回答说：“我们不要照搬中东的观点或者说空想才好。”
“我们必须接受事实。”波洛说，“现代生物学家——西方生物学家指出——”他犹豫了片刻，又接着说，“一个人行动的根源在于基因构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二十四岁时杀人，实际上两三岁、三四岁时就已有了苗头。或者说数学家、音乐天才都是从小就跟旁人不一样。”
“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德雷克夫人说，“我丈夫死于车祸。一个莽撞而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车祸。不管肇事者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年轻人，都还有希望最终接受这样一种信念，人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在不经意中要了别人的性命是绝对不容许的，即使不是故意的，只是过失犯罪。”
“如此看来，您肯定肇事者不是故意的？”
“我还是应该有所怀疑才好，”德雷克夫人有点吃惊，“警方好像也没有真正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还真没想过，只当是个事故。一场悲惨的事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包括我自己的。”
“您说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波洛说，“但乔伊斯一案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这根本不是事故。一双手故意把她的头部摁入水中，等淹死了才松开。蓄意谋杀。”
“我知道，我知道。太可怕啦。我连想都不愿想起，不愿提这事。”
她站起身不停地踱来踱去。
波洛不理睬她的话，继续说道：“我们还面临着一种选择，还得找出作案的动机。”
“我觉得这种案件似乎没什么动机。”
“您指的是凶手精神严重错乱，甚至以杀人为乐？就想杀未成年人？”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耳闻。真正的原因很难查明，甚至精神病专家也都没有定论。”
“您不打算接受一个简单的解释？”
她迷惑不解地问：“简单的？”
“凶手没有精神错乱，根本不是精神病专家众说纷纭的那种案件，有可能凶手只是想获得安全感。”
“安全感？哦，您是指——”
“就在那天，几个小时之前那孩子还夸口说她亲眼目睹过某人杀了人。”
“乔伊斯，”德雷克夫人不慌不忙地说，“真是个傻丫头。恐怕常常说谎话。”
“别人也都这么说，”赫尔克里·波洛答道，“您看，我也渐渐相信既然每个人都这么说，那肯定就是的。”他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