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杀死乔伊斯·雷诺兹的凶手是谁。”他说，“我相信您也知道。”
“我并没有说过我知道。”埃姆林小姐说。
“对，您没有说过。不过我觉得您有自己的观点。”
“猜测？”埃姆林小姐问，她的声调越发严峻了。
“这个词不确切。应该说您的观点十分明确。”
“那好。我承认自己观点十分明确。可这并不等于我会把我的观点告诉您。”
“小姐，我想要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写完我再问您同意不同意。”
埃姆林小姐站起身，走到书桌旁，取出一张纸递给波洛。
“这倒有意思，”她说，“写几个字吧。”
波洛从口袋取出一枝笔。他在纸上刷刷地写了几个字，叠好后交给她。她接过来展开捧在手中看着。
“怎么样？”波洛问。
“前面几个嘛，我同意。不过后面的就难说了。我没有证据。真的，我连想都没想到过。”
“而前面几个字，您有明确的证据吗？”
“我觉得有。”
“水。”波洛一边思索一边说，“您一听说就明白了。我一听说也明白啦。您敢肯定，我也敢。而现在，”波洛说，“一个男孩子被淹死在溪流中了。您听说了吗？”
“听说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了。那男孩子是乔伊斯的弟弟。他跟案件有什么关联呢？”
“他想要钱，”波洛答道，“他得到了。于是，等合适的机会到了，他就叫人淹死在溪流中了。”
他的声音一点都没变，要说变的话，只是变得更加刺耳了。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他说，“对这孩子充满了同情，感到非常的不安。不过我不一样。他还小，是死掉的第二个孩子。但他的死不是偶然事故，而是由他自已的行为招致的。他想要钱，就敢于冒险。他很聪明，不会不知道这要冒多大的险。可他还是想要钱。他才十岁。可是即使在这个年龄也是会遭报复的，跟三十岁、甚至五十岁、九十岁的人都没有区别。您知道这种案件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吗？”
“应该说，”埃姆林小姐说，“您更关心的是正义而不是同情。”
“同情，”波洛说，“我觉得完全救不了利奥波德。他没有希望了。而正义，要是我们能伸张正义，我指的是您与我，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想法一致——应该说，正义也救不了利奥波德。不过，可以救别的利奥波德，也许能保住其他孩子的性命，要是我们能够迅速伸张正义的话。根本不安全，杀手已经杀了不止一个人，对于他来说杀人才能使他感到安全。我正要回伦敦跟几个人谈谈该怎么去做。也许，劝他们接受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