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等级的人在政治待遇和法律上都有严格的区别，对蒙古、色目人特别优厚，对汉人和南人则百般歧视。
如在各级统治机构中，正职一律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担任副职。终元之世，担任中书省左右丞相的汉人只有为蒙古统治者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史天泽和贺惟一；掌握军机大权的枢密院长官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掌监察大权的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则没有一个汉人官员担任过。在地方各级机构中，掌握实际权力的达鲁花赤一职，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任总管，回回任同知。并三令五申严禁汉人、南人、契丹、女真等出任达鲁花赤。
对此体验最深刻的恐怕要数元朝的文人了。这从许多元曲作品中可见一斑。在散曲作品中，叹世之作随处可见。有感叹世事颠倒错乱的：“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无名氏《朝天子·志感》）；有慨叹权豪横行的：“仗权豪施威势，倚强夺弱，乱作胡为”（腾宾《普天乐》）；有谴责政治腐败的：“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无名氏《醉太平》）。由于元代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始终存在较严重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对于广大汉族文人来说，这是一个无出路而苦闷的时代。汉族文人或者做不了官，或者只能做小官，就是那些地位较高的也只能做一些没有实权的如翰林学士之类的官。
无奈之下，汉人只好“由刀笔吏得官”，而这最是文人所不屑为的。文人的地位在元朝一落千丈，汉族文人对此充满了失望与怨愤的情绪是必然的。不要说白衣文士由于失去了晋身之阶而不满，就是那些做了高官的汉族文士，由于受到蒙古贵族的排挤，心情也是不愉快的。如替元朝出了不少力的许衡，临死之前对他的儿子说：“我平生为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立碑也。”位高如许衡者都能发出这样的感叹，何况那些籍籍无名的文士呢？
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恢复科举考试后，在考试科目上规定蒙古、色目人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则须考三场，考题难易也有差别。虽然赴试的汉人、南人士子的人数远在蒙古、色目人之上，但录取的名额却是按四个等级平均分配。在录取的名次排列上，南人被明令规定不得进入前三名，蒙古人一旦及第即委任六品官，而其他等级则递降一阶。在科举考试中的民族歧视政策，极大地限制了本来具有文化优势的汉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得到参政机会的可能，使元朝成为隋唐以来科举选士、选官对任官制度影响的最小的一个时期，同时也给学风、政风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下，文人多的是沉沦感和与统治者的对立感，继而引发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避世与玩世。前者遁入山林，后者步入市井。如刘因曾受征入朝，不久便以母病辞归，再召便固辞不就，以至忽必烈感慨说：“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