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军不能采取相应的作战行动对付以军的渡河进攻作战及机动作战，与其说是由于“火花”作战计划，毋宁说是由于自身的素质，而这个素质又是由根深蒂固的民族性造成的。
“火花”作战行动(埃军称为“巴德尔”作战行动)的特点是集中指挥，统一行动。它虽然使埃军在开战后24小时内取得了胜利，但另一方面，又成为导致以军渡河进攻作战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火花”作战行动，就是把各种作战行动纳入事前制定的庞大的详细的计划中，并按计划行动。正由于这个计划规定得过于详细而且集中，所以当它转入实施，遇到事先未能预料到的情况时(如第3集团军渡河时就遇到了坦克不能渡河这种事先未能料到的情况)，第一线部队就难以采取临时处置措施。而一旦作战行动不能应付实际出现的情况，最初夺取的主动权就会逐渐丧失。埃军在整个作战计划中，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的渡河作战上，并千方百计地想使之获得成功。尽管作战计划是倾注心血制定的，但它本身却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它也无法料定在战场上可能产生的错误及掌握敌人的行动意志。所以，在作战计划中，应该有主动性和灵活性方面的要求。
除“火花”作战行动外，从参谋勤务和指挥方面也能发现埃军无力对付以军机动作战的原因。例如，埃军的野战情报勤务与上级指挥官的要求相差甚远，不能按情报主要要素规定积极主动地展开情报搜集活动。而依靠电台侦听和寻问俘虏来获得敌人的兵力部署情报。此外，下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先呈送战斗要(详)报。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想法是，“战争就是作战计划与其他行动的对话”，下级指挥官除了按规定执行“火花”作战计划外，没有必要做其他事情。据说，连师长自主行动的余地也很少。在指挥方面，从10月2日到10月16日提出停火方案时为止，伊斯梅尔一直在距苏伊士战线100公里后方即开罗郊外的地下作战指挥室里，站在各种颜色的地图前，指挥第一线的战役或战斗。据说，10月16日，埃及首脑在发表停火演说时，尚未收到沙龙将军实施渡河进攻作战的情报。据说这次战争结束后，当有人间及埃军的野战指挥官究竟是谁时，回答的人以讥讽的口吻说：是伊斯梅尔国防部长。具有适应平时的政教合一性质的埃军，何时发展为适应战时的军队，是以军关心的问题之一。埃军提拔年青军官担任高级司令部指挥官和参谋，是战局的发展对埃军不利的10月16日下午6时以后的事情。而且，下达第2和第3集团军于16日夜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必须得到四位参谋的同意。10月17日，穆克塔中将信心满怀地发表了16日夜间埃军反击的战果；在西岸的以军后方补给线已被切断，在“中国农场”的战斗中埃军获得了胜利。这份战报过于夸大，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据说，这成为第2集团军司令马蒙将军为加利利少将所取代的一个原因。此外，10月14日埃军的总攻失败，可以说是由于后勤保障和火力支援、协调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埃军后勤保障能力不足，协同动作差，不适于实施机动作战，是1948年以后每次战争过后都指出过、反省过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当以军实施渡河作战并在运河西岸发动进攻时，埃军的坦克也只是在掩体中实施防御作战，担任战略预备队的第1集团军也未进行有组织的反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埃及在六天战争中以屈辱的失败所换取的教训，在这次战争中也未能完全避免，同时也不难看到，其原因存在于内部，即埃军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所构成的军队素质，因为无论是强调集中的“火花”作战行动，还是政教合一的军队性质，它们无一不是同埃及的民族性——它形成于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