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谈不拢，最多继续恶意收购；受降谈不拢，那就只有杀人了。郜永宽等人固然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文化，但还不至于故意提出不可能的条件，逼着人家来杀吧？逻辑上如此不通，那么，李鸿章的报告岂不大有问题？
当日诸降人如何开条件，除了李鸿章一人的记载，没有其他旁证，不好直接判断真伪。但是，一个重要人物不在场的事实，透漏了几分消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谈判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不在场呢？李鸿章的报告是这么说的：
“戈登先期调回昆山，事在仓猝，未尽商量。盖一商询则彼必极力沮格，此事遂无了局矣”；
郜永宽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杀谭绍光，二十五日来营投降。其时，戈登身在苏州军中。二十六日，戈登离苏赴昆，当日“未刻”（下午两点）左右，程学启“骈诛八降酋”。据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场，而且双方已经解决了谈判的重要细节，并不像李鸿章所说出现了立营、授职这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否则，戈登会继续留在现场进行调停，倘若降人敢于坚持过分的条件，制造无解的僵局，戈登必不会姑息养奸，“极力沮格”，而会赞同并参与杀降。因为，前不久戈登就亲身经历了一场诈降；是年三月，攻打太仓，太平军守将蔡元隆诈降，淮军受降时被诱杀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宽等人故伎重演，戈登能不汲取教训？由此可见，戈登离开苏州之时，投降、受降两方已经谈妥条件，做好交接。他刚一离开，李、程就大开杀戒，是不是一开始他们就定下了杀降的计划，而自始至终对戈登都有所隐瞒，只有调虎离山，方能畅行其志？
我曾细看李鸿章全集中奏稿、函稿，以及相关笔记，想从中寻绎线索，终于不得要领。笔记中，尤以刘体智的《异辞录》最为重要，他父亲刘秉璋当日就在淮军中任职，对此事必有所闻。但《异辞录》中并未详述此事起因，惟有“降人相煎”一条，记八王被诛后，程学启部下大肆杀掠，李鸿章责其律下不严，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从口气上揣摩，似乎杀降一事主持者为程学启，而李鸿章并非完全赞同；然终无实据，不敢断定。从朝廷法令、历史经验、因果报应、英国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参与的受降会，都看不出一点杀人的痕迹，而终竟杀了，岂不怪哉？岂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