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在太快了。
而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又太慢了。
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别说赶英超美了，就是想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都不容易。
与之相反，欧美的生物科学浪潮方兴未艾，21世纪人用的药物，吃的食物，穿的衣服都可以感谢这一时期数以万亿计的对生物技术的投资。
对生物技术的投资的政治高潮毫无疑问是在人体基因组计划中，3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带动的是一个千亿级的产业。
但是，与之并列的民间投资，或者说，是公司间投资，却是每年百亿级而诞生的万亿级的市场。
这么大的投资，是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中国人难以想象，也难以企及的。
198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才是百亿级的，民间的技术投资基本为零，又怎么可能与动辄百亿销售额的生物技术集团相抗衡。
等到中国想要开发生物技术，又或有能力做此投资的时候，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了。
千禧年后的中国是有钱了，在世纪初的几年里，胚胎移植也是有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都是不会等待谁，或者哪个国家的。
人体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将生物技术的世界，迅速的推向了基因水平，胚胎移植的投资迅速降低，乃至于被淘汰都变成了可以预料之事，代替它的，是基因库计划，是基因层面的开发和应用。
当然，这倒不是说胚胎移植就没有意义了，既然人类还需要试管婴儿的帮助来辅助怀孕，动物和牲畜也就会有同样的需求。
只是赚大钱继续发展新技术的机会是一去不复返了。
就像是80年代的修车厂，和21世纪的修车厂的关系一样。
杨锐的工作，却是无形中的填补了中国畜牧业的缺失。
严肃的说，杨锐的工作，能够认为是无形中填补了世界畜牧业的缺失。
因为他采用的牛胚胎移植技术，原本就是成熟的技术，与世界顶级的生物技术掌握的技术相比，杨锐采用的牛胚胎移植技术在成功率方面相差仿佛——胚胎移植的成功率到了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已经很难再进步了，现场因素会抹煞实验室里的全部努力，而牧场或养殖场的环境，总归是很难令研究员们满意的。
但是，成熟的技术并不是表现在成功率方面才有利可图的。
成功的技术还表现为药剂来源广泛，便宜，成本较低，对人员的要求较低，对现场的要求放宽等等……
为了在80年代的中国使用牛的胚胎移植的技术，杨锐选择的都是便宜量又足的化学试剂，虽然没有全国产化，也国产化百分之九十以上了。
而且，这是真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产化。
不是买国外的零件或者原料，弄出来的组装国产化。
配合国内的人力和资源低成本，遗传工程实验室和智科生物技术公司，都得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功。
当然，这也得益于国内畜牧产业的发展——想赚外汇的单位的个人组成的合力，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