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仿制药就有不同的化学结构，作为仿制药公司，如果有心要仿制某种原创药的话，他们往往提前三四年甚至六七年做准备，用这么长的时间，弱小的仿制药公司也总能仿制出几种相似的化学结构，继而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仿制药的审核制度比原创药要宽松的多，尽管如此，能通过监管的仿制药也不会太多。
但对扫过药典之类的书籍的杨锐来说，一个国家出现一两种仿制药，全世界的仿制药就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九十年代前后的药品，仿制药的结构专利都失效了，各种仿制药的仿制药更是层出不群，其中一些还颇有创意。
杨锐根本不用考虑太多，按照既定的步骤，将各种不同化学结构的药物依序做出来就行了。
这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是读研时的工作，无非就是实现既定目标而已。
虽然枯燥，实际上也是有些微的成就感的。
毕竟，平均一天做出一种全新化合物这种事，还是很容易让人的事业心爆棚的。
想想普通人用铁皮箍一个垃圾桶都开心的像是做了大事一样，合成一种全新化合物——好吧，普通人是不会在乎这种事的。
就连魏振学，也对杨锐的开挂行为视而不见。
他虽然是化学专业毕业的，也在煤科所工作多年，但中国的化工专业，向来是以吸收西方国家的营养为己任，拿来主义搞的比什么都好，一天做一种全新化合物这种事，有时候还能作为宣传来搞。
然而，范伦丁可不是在煤科所工作多年的。
他在剑桥学习和工作多年，也没见过做全新化合物做这么快的。
范伦丁甚至忍不住给自己曾经的导师打了个电话，双方在电话的最后，听了一分钟对方的呼吸，就算是结束了对话。
自那天以后，范伦丁更沉默了。
魏振学因为给杨锐打下手的原因，找范伦丁问了好些问题，没有得到热情详尽的解释，很是不爽，做实验的时候，就对杨锐道：“这个老外，性格太阴暗，你看他一天低着头，好像别人都欠了他几十万的样子，太遭罪。”
“人家是不喜欢说话。”旁边是虎头虎脑的科研汪王镭，他目前是职业科研汪，长期跟着杨锐打杂。
魏振学摇头：“你是没见他刚到实验室的时候，话有多少，我看，他是见我们做出了成果，不甘心，或者干脆是嫉妒，所以不说话。”
“哪里会，人家剑桥毕业的，嫉妒我们啥啊。”王镭撇撇嘴，道：“我听说，国外人一个月的薪水都要好几万块，剑桥毕业的不是要更多？”
“剑桥毕业的，又不是剑桥是他们家的，就我们做的去铁酮，他们不就没有。”魏振学也摇头，又道：“一个月几万块也是瞎扯淡，咱又不是没见过外国人，一个月有几千块的就不老少了，要落给我，我就好好攒钱，一个月花50，攒寄钱，攒够20万，我就辞职回家，天天吃银行利息，再用不着天天在实验室里窝着了？”